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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中级职称论文多少钱

博今文化 / 2019-10-26
基督教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7-08-10   摘 要:在日本明治时代,由于明治政府对基督教的态度不断发生变化,致使基督教在不断被接受、被遏制的过程中传入日本。历经波折,基督教虽然并未被大多数的日本人接受,但其却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延续至今。本文主要从日历的变迁和女子教育两方面探讨基督教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基督教;日本;日历;女子教育。
  
  江户时代末期,幕藩体制的弊端导致德川幕府与各藩的矛盾逐渐激化,日本国内展开了倒幕运动,明治政府取代德川幕府登?上历史舞台。折服于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政府,出于构建能与西方各国匹敌的新日本的意图,开始着力于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学科、制度、科学技术等物质文明成果。但引进过程无法去除已根植于西方人民精神深处的基督教。
  
  由此,明治政府不得不转变自幕府建立以来的禁教政策,开始逐渐接纳基督教。
  
  然而,在引进西方文明实现日本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国粹主义势力也不断发展壮大。试图建立天皇绝对主义制的明治政府,由于基督教主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与其政治目标相违背,再次着力于遏制基督教的发展。历经波折,基督教的受众虽然减少,但其对日本社会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尤以日历的变迁、女子的教育为甚。
  
  一、基督教对日历变迁的影响。
  
  明治 5 年(1872)12 月 2 日,明治政府发布变更历法的公告,废除一直以来使用的阴历纪年,改从次年起采用阳历纪年,并将明治 5 年 12 月 3 日定为明治6年1月1日。变更历法的原因,正如公告中所言:“比起季节中无早晚的变动,以月之朔望为基准的阴历,阳历更加的精密而便利,且不会因荒诞无稽而阻碍人类智慧的开发。”[1](P358)初看之下,变更原因似乎并未与基督教有所交集。但事实上,若从阳历是欧美各国所使用的历法,历法的变更为星期日休息制奠定了基础等方面考虑,又不可忽视这一改革对基督教徒而言,确实是一项有利的措施。
  
  随后,明治政府又于明治 9 年(1876)3 月 12 日,发布了太政官布告二十七号,规定将一直沿用的逢含一、六之日休息的惯例,更改为星期日定休、星期六半休的周末休息制。一方面,当时政府机关雇用的外国人多与传教组织相联系,或多或少受到基督教徒的习惯影响。因此,每逢签订契约之时,必然会列入星期日停工这一项。久而久之,身为雇主的日本政府,为谋求与外国人、外国贸易往来中事务的便利性,便确立了周末休息制,以统一工作时间。另一方面,基督教徒之所以选择在星期日停工,是因为基督教又把星期日称为“安息日”,在这一天不能进行任何活动。“安息日”一词由来于《旧约圣书》中的《创世纪》。
  
  据记载,创造天地之神在第七日得以休息,因此,这一日信徒被要求歇业休息,并齐聚教会进行礼拜来赞美神明。特别是在明治初期的教会中,严守安息日因与信仰的纯洁度息息相关,而被视为一种义务,必须严格遵守。由此,问题也随之而来。信徒若是个体经营者,能相对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自然可以歇业并出席礼拜,但就职于官、公立机构的人们,却会因休息日被定为含一、六之日,而其中又恰无星期日,则无法履行身为教徒的基本义务。所以,周末休息制的确立,规定星期日为固定休息日,实现了安息日和休息日的统一,解除了长期以来对官、公立机构工作人员、学校学生或公司职员的时间束缚,从而使人们得以自由集会于基督教会,倾听传道、进行礼拜、赞美神明。换言之,周末休息制为基督教的传道及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便利条件。
  
  历法的变更和周末休息制的确立并非是应基督教界的要求得以实现的,但政府采用为欧美各基督教国所普遍使用的阳历,确立保证“安息日”的周末休息制,却是潜在地受基督教影响的最直观体现。此外,阳历和周末休息制皆以政府的执行力为保障,在教育、实业等领域被迅速推行,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沿用至今。
  
  二、基督教系学校对女子教育的开拓。
  
  日本江户时代,士农工商的“身份序列制”及以父亲为绝对权威的“家长制”严重束缚着当时的女性,使其只能依附于权力中心的男性而活。同时,男尊女卑的思想长期占据着社会的主流,这使得社会对女性提出的要求主要是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为代表的所谓“妇德”.此外,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其“神之面前,众人平等”的人生观逐渐传播开来,对“生来便有高低贵贱之别”的传统人生观和“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社会共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明治 5 年(1872)8 月 2 日,明治政府颁布学制,发布了太政官布告,规定此后,无论一般平民,还是华族、士族,又或是农工商、妇女、儿童都需入学,以期做到县无不入学之户,家无不入学之人。同时规定,幼童不设男女之别均进入小学学习[2](P7)。受基督教“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影响的政府,在倡导“四民”平等,代论文发表,积极普及教育的同时,还意图通过推行男女同校,突显受教育机会的均等性。然而,“四民平等、男女同权”的时代大潮,仍无法冲刷长久以来根植于人们思想意识深处的旧残余。再加上孩子入学意味着家庭内劳动力的减少,征收学费又对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学校教育的必要性并未获得广泛认同。颁布学制中虽然提倡男女同校,但学校教育却仍以男子为中心展开。其结果只能是,女子的受教育机会与男子相较,仍处于劣势,仅局限于少数的公立女学校和师范学校。
  
  此外,由欧美各国协作创立的基督教系私立学校,弥补了公立教育的不足,主要承担起日本国内的女子教育。自日本结束闭关锁国以来,监督派(American Episcopal Mission)、长 老 派(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荷兰改革派(Dutch Reformed Church Mission)等基督教诸教派的传道士们均被派往日本,长期开展传道活动。他们在致力于推行英语教育的同时,还创立了女子学校。例如,在长崎进行活动的监督派,于大阪创立了照暗女学校,于东京创立了立教女学校;长老派于东京筑地(地名)的租界内,建立了女子学院的前身--私塾;承袭长老派之流的荷兰改革派,则于横滨建立了女学校(费利斯女学院的前身)。
  
  由基督教系学校推广的女子教育,以达成其传道目的为前提,英语教育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时,通过学生寄宿学校、与欧美女性教师共同生活,基督教的女性观、人生观乃至社会观也逐渐取代了始于江户时代的“妇德”,在年轻女性中传播开来。
  
  诚如评价所说:“人们必须公平地承认--基督教作为日本女子教育史上的开拓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并不是因为它在时间上先于官立女子教育机关成立,论文快速发表,而是在于它所具有的影响力。即基督教的女性观是女子教育事业的起始精神、待以实现的目标。正是它默默为非教徒的人们所接受,促使政府与民间也开始了女子教育,才因此被赋予开拓者这一光辉荣耀。”[3](P142)
  
  三、结语。
  
  基督教在传入日本后,由于历代政府推行的不同政策,历经禁教-接纳-遏制等几个阶段,最终也只为社会中的少数人所接受。但其产生的影响却十分深远,无论是政府以执行力为保障而推行的日历变迁,还是基督教系学校以传道为目的而推广的女子教育,高级职称论文发表,其成果均在经受时间的考验后,深深地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并延续至今。
  
  参考文献:
  
  [1]内阁官报局 . 法令全书(明治 5 年)[M]. 东京:内阁官报局,1912.  
  [2]片山清一 . 近代日本の女子教育[M]. 东京:建白社,1984.  
  [3]榊原悠二。日本切支丹の歴史的役割[A]//日本学术论丛[C].东京:伊藤书店,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