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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籍仕人的人生价值观受莆田书院文化的影响中文核心论文发表

博今文化 / 2019-10-25
莆籍仕人的人生价值观受莆田书院文化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7-06-30 莆籍仕人的人生价值观受莆田书院文化的影响中文核心论文发表

莆田,古称“莆阳”、“兴化”,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素有“镇海峡西岸之中部,控八闽水陆之要冲”的战略要地之称。1400多年来,莆田一直以教育昌明和文化发达而着称,以“文献名邦、海滨邹鲁”而名闻遐尔,源远流长的莆仙文明,薪火相传、世代传衍,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占有重要一席。千年的历史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莆田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特别是唐宋以降,莆田人民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与开拓精神,逐渐形成了两个闻名遐迩的群体:一个是“家贫子读书”的“仕人群体”;另一个是“无兴不成镇”的“兴化商帮”.据史书记载:从唐至清1200多年间,莆田(古称兴化军、路、府)共出现了2482名进士,21名状元,17名宰相(辅),留下了“一家九剌史”、“一门五学士”、“一家三宰相”、“朝廷六部占五部”等众多历史佳话。如此庞大的“仕人群体”,如此众多的朝廷政要,却没有出现大的贪官,甚至连小贪官也几乎少见,实属罕见。在腐败成风的封建社会中,莆籍“仕人群体”始终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百姓好评。出现如此难能可贵的现象,既与莆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地方传统习俗有关,也与莆田书院文化对莆籍“仕人群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有关。本文拟就莆田书院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对莆籍“仕人群体”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历史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以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莆田书院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基本概况

中国书院文化起源于隋,发展于唐,兴成于宋,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书院是古代士人读书、教书、讲学、研讨、着书立说和刻书、印书、藏书等文化教育的活动场所。同时,书院文化还是中华文化积淀、传承和各种思想交流、宣扬的重要组织,尤其是在科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国民思维习惯的养成、社会道德伦常的培育和百姓民俗风情的形成等方面,具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莆田书院文化具有起步早、发展快、规模大、藏书多、教育质量高、讲学方式独特、研修内容广泛和学习环境宽松等特点。莆田书院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但在海峡两岸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中具有引领作用,而且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受莆田的地理位置、人口结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因素影响,莆田书院文化又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特色。

首先,经济社会发展为莆田书院文化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莆田书院文化的崛起,不但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而且与中国各朝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莆田书院的创立奠定了物质基础。莆田历史悠久,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境内繁衍生息,3000年前就有刀耕火种的初始农业。从东晋开始,境内百姓开山围海,垦荒种植,大力发展农业,莆田农业开始快速发展。进入唐宋之后,莆田百姓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开发出福建四大平原之一的南北洋和仙游东西乡平原,使贫穷落后的滨海小邑逐渐发展成为八闽“望县”.①而莆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既为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也为莆田书院的创立奠定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多元的人文结构也为莆田书院文化发展奠定了人文基础。莆田书院文化的创立与发展,不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也有莆田多元人口结构和多元文化的因素。据史书记载:三国时期,东吴军队多次入侵闽中,促进了闽中人口的流动,莆田境内出现了多种文化,各种文化相互渗透、融合,沿袭几千年的地方土着文化日渐被边缘化。西晋“永嘉之乱”时,又有大批中原人士带着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南迁闽中,不但优化了莆田的人口结构,加速了农耕文明的进程,而且促进了莆田地方文化的快速发展,境内出现了“蛮獠”文化、“疍”文化和“汉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了“在山为畲”(居住在山区的畲族)、“在水为疍”(以船为家的鱼民)、“平地为汉”(在平原居住的汉人)等不同族群的文化格局。进入南北朝之后,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执政地位,奴役百姓,大力提倡儒学,尊俸佛教,兴兵甲、制礼乐,将佛教定为国教,不遗余力地向广大百姓灌输唯心主义。当时正处中原战乱,百姓深受其害,百姓们渴望摆脱战乱之苦,也乐意接受“众生平等”、“因果报应”和“苦集灭道”的佛教文化和“五蕴皆空”的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将希望寄托于来生。尽管这些愚昧落后的佛教文化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佛教文化繁荣对其他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对儒学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史书记载:两晋时期,莆田境内佛教流行,儒学兴起,其影响力迅速超过了传统的道教。如闽中最早的大寺庙---永和尼院,就是晋永和年间在莆田境内创建的。到了东晋末年,莆田境内寺院林立,儒佛两教互为表里,相互渗透,许多佛教信徒原本就是地方儒士,他们借传播佛学为名大兴儒学,许多寺庙都创办了学堂、书堂和私塾,客观上为以后莆田书院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另外,早期的莆田地方教育发展也为书院文化的形成奠定了人文基础。莆田教育历史悠久,早在南朝永定二年(公元558),闽中名儒郑露、郑庄、郑淑三兄弟就在莆田郡城西边的南山(今凤凰山)创建了境内第一个书堂,即湖山书堂,拉开了莆田文化教育的历史序幕,史称“开莆来学”.[1]5据史书记载:“开莆来学”不仅开创了莆田文化教育之先河,播下了“文献名邦”之种子,还代表着福建文化教育的曙光。在郑氏三兄弟的积极推动下,莆田境内文化教育事业开始发展,并走在闽中各县的前列。至唐朝末期,莆田境内已经有20多个书院,逐渐形成了一个尊师学儒的风气。进入宋代之后,朝廷为了强化封建统治,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加强政治对经济、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客观上也促进了莆田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直接带动了莆田书院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据史书记载:莆田书院文化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台湾、香港等海外地区,并对港台地区的科教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所以说,莆田书院文化的创建与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又是地方千年文化的积淀。

其次,莆田书院始于南朝、兴于唐宋、繁荣于明朝、消亡于清末。据史书记载,早在南朝之前莆田就有教育,进入南陈之后,境内开始出现书院,如早期的“湖山书堂”、“浔阳书堂”(今仙游象溪乡)等。唐初,朝廷推行均田制,鼓励农民开垦种植,中原汉人大量迁徙闽中,促进了莆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莆田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客观上也促进了莆田书院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在唐代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莆田书院文化步入了黄金发展时期,加上唐代科举取仕制度的日益完善,读书仕进成为儒家学者一生追求的梦想,科举制度极大地剌激了莆田这个灵毓之乡读书仕进的热潮。到了中唐时期,莆田各地书院林立、书堂遍布,读书仕进成为一种时尚。据福建史志记载:“唐代福建有书堂40多所,而莆田就占一半”(24所)。[2]11诸如灵岩精舍、北岩精舍、文昌书院、夹漈书院、涵江书院、东山书院等,都是唐代创办的新书院。进入宋代之后,莆田(兴化军)境内又创办了多所书院,如大飞书院、会元书院、考亭书院、瑶台书院、双林书院、水南书院、闽阳书院等,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地方教育体系。然而,元统治者为了把理学作为治国安民之道,将民间书院大多转为官学或私塾,使莆田书院数量一度减少,加上兴化士人不认同蒙古族统治的合法性,学者读书仕进的热情大幅衰退。两宋时期兴化军共出现进士1678名(含特奏名、赐进士等),被誉为“进士之乡”,而元朝执政93年期间,兴化路总共只考取12名进士。但从明代起,莆田书院文化再度繁荣,境内共创办了30多所书院,有民办书院,也有官办书院,还有公私合办的书院,如朝天书院、崇正书院、立诚书院、寿泽书院、钟山书院、兴安书院、紫阳书院、庄山书院、文峰书院、屏山书院、凌云书院等,都是明代创办的新书院,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书院文化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栋梁之材。到了清代,莆田境内共有42所书院,无论是从数量讲,还是从质量上说,均居福建前列。[1]6清代诗人林津在《吉江书院》一诗中赞曰:“文献名邦古有名,参差红蓼映江城。海滨邹鲁遗风在,何处不闻弦诵。[2]3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下诏书废除科举后,莆田书院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再次,莆田书院文化对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莆田书院文化促进了境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从师习儒、尊师重教风气的形成。中原汉人南迁闽中之后,既给莆田带来了中原先进文化,也给境内百姓带来了儒家思想。特别是那些原本就是官宦士族的中原汉人,南迁之后继续保持中原士林文化的传统习俗,不遗余力地将儒家文化传播到莆田境内。当他们衣食无忧之后,就希望子孙后代成为书香门第,非常重视子女教育问题。据史书记载,在南朝时期,莆田境内就有汉人创办的书堂、学堂和私塾,如郑露三兄弟的祖先原本是中原汉人,南迁闽中后居住永太,南朝时期才迁徙莆田定居,创办学堂,传播儒学。进入唐代之后,莆田境内的书院和学堂,几乎都是汉人筹资创办的,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尊儒兴学、重教尊师的氛围。影响所及,连平民百姓都重视儒学,想方设法将子弟送到私塾、书堂、书院读书学习,以求”光明“(仕途)。从中唐起,读书仕进的人生价值取向已被莆田百姓所普遍接受,刻苦读书、参加科举、入朝为官等成为莆田读书人的共识。许多百姓勒紧腰带,千方百计送子弟去读书,出现了”以读书为故业“的良好风气。到了唐朝后期,莆田境内从师习儒风气日盛,除官办县学及书院外,私塾、书堂遍布城乡,出现了”三家两书堂“、”十室九书屋“和”比屋业儒,不废读书“、”巷南巷北读书声“的繁荣景象。唐朝莆籍大学士翁承赞曾形象地描述:”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3]11另一方面,莆田书院文化促进了科举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科举制度源于隋朝,完善于唐宋。从唐代起,莆田境内兴起一股读书仕进的热潮,福建第一个进士薛令之(宁德人)就是从莆田灵岩精舍考取的,福建第一个女诗人江采萍、八闽第一状元徐寅和大学士翁承赞等,都是莆田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特别是林披、郑士良、翁承赞、徐演等一批朝廷重臣的出现,对莆田读书人起到了示范作用,极大地激发了莆田读书人科举仕进的热情。进入宋代之后,兴化境内”学宫雄伟,甲于闽郡“,每年参加贡试的兴化学子多达6000余人,不少兴化学子金榜题名、轰动八闽。在莆田书院文化引领下,莆田科举高潮迭起,出现鼎盛,造就了”一科两状元“、”父子同科“、”一邑半榜“、”魁亚占双标“等科甲奇观,培养了一大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和军事人才,诸如黄滔、徐演、郑良士、蔡襄、蔡京、郑椎、黄公度、陈俊卿、郑桥、王迈、刘克庄、陈文龙、陈洪进、洪希文、陈旅等,都是彪柄史册的历史人物。仅后梁开平四年至宋景炎二年(910-1277)的367年间,官居宰辅以上的莆籍官吏就有12人,朝庭六部长期有莆籍官员担任。进入明代之后,兴化府更是人才辈出,高官政要比比皆是,出现了15名尚书,2名宰辅,四品以上朝廷命官达300多名,七品以上官员不计其数。从文化教育的角度分析,莆田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庞大的”仕人群体“,且闻名遐迩,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办学渠道多样化,官府与民间并举。书堂、书院遍布是莆田教育兴盛的重要表现和基础因素之一;二是师资力量雄厚,‘名师出高徒’效应明显,众多学士一边攻读着述,一边收徒教授,做到‘教学相长’“.[2]350可见,莆田古代书院文化,既是兴化文化教育的先导,又是莆籍”仕人群体“的摇篮。

二、莆田书院文化对”仕人群体“的人生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莆田虽为小邑,但历来儒风特盛,教育发达,科举鼎盛,在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仕人群体“.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地区的文化积淀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没有莆田书院文化的启蒙,就没有后来官学的兴起和私塾的蓬勃发展;没有书院文化的引领与支撑,也就没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盛誉。莆田”仕人群体“的出现,既是莆田千百年间重视文化教育的结果,也是莆田书院文化长期积淀的成效。同时,在莆田书院文化的潜移默化中,莆籍”仕人群体“形成了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造就了一大批勤政廉政的清官廉吏,并为”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封建腐败官场注入了一丝新鲜空气。所以说,莆田古代书院文化,不但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仕人群体“,而且对莆籍官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影响。

首先,莆田书院文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仕人群体“,为莆田赢得了”进士之乡“之美誉。从隋朝起,我国实施科举取仕制度,为读书人开辟了一条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进入仕途的新道路。尽管千军万马争挤独木桥,但科举之路仍然极大地激发了莆田人读书仕进的热情,推动了莆田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从唐初起,兴化境内书院林立,从师习儒蔚然成风,学有所成的莆田学子纷纷踏上了科举求仕的艰难道路。功夫不负有心人,仅唐朝一代就考取了21名进士,出现了林披、郑士良、翁承赞等多名朝廷重臣。据《福建教育史》统计,五代十国时期,福建共考取进士64名,其中莆仙籍进士占14人,约占全省总数的22%.进入宋代之后,中国科甲鼎盛,莆田学子均以科举仕进为人生奋斗目标,在宋代316年间,兴化军共有进士1678名(含特奏名、赐进士等),其中文武科状元8名、榜眼6名,医学职称论文,出现了”一科两状元“、”父子同科“、”科甲相望、簪组蝉联“、”一榜四异“、”六桂联芳“(即翁氏家族三次兄弟同中进士)等众多科举佳话。进入明代之后,兴化学子刻苦学习、努力拼搏,莆田科举再度中兴。据史书记载:明代福建共举行乡试89科,每科录取90人,兴化府共有1800多人中举,约占全省四分之一。尤其是莆田县,乡试中举率位居全省第一,中举人数达30人以上就有16科,占全省录取人数的三分之一。”特别是明景奉四年(1453)癸酉科,全省录取举人90人,兴化府中举者多达46人,占全省乡试中举的半数以上,核心刊物,八闽为之轰动,故有‘一邑半榜’之誉“.[3]103还有”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壬寅科,莆人在该科乡试中高中头五名,时称‘一邑五经魁’“.[3]103据《兴化府志》记载:宋代莆田军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5%,而进士人数即占全国总数的2.5%.一代名相王安石感叹地称赞:”兴化多进士“,宋真宗皇帝还专门为兴化府敕字”闽越之地,邹鲁之邦“.由于宋代莆田教育发达、科举兴盛,造就了大批的国家人才,其中宰相(辅)10名、尚书16名、侍郎22名,七品以上官员不计其数。同时,由于莆籍官员勤政廉政,口碑很好,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宋史》中立传的莆籍官吏多达34人。一个滨海小邑,出现如此庞大的”仕人群体“,既是莆田传统文化结晶,也有莆田书院文化的功劳。

其次,”家贫子读书,山瘦栽松柏“的传统习俗使莆籍”仕人群体“养成了勤政廉政、洁身自好的良好官德。古代莆籍官员几乎都是通过科举渠道进入官吏队伍,且绝大多数为平民百姓家的穷孩子。他们从小受到良好的家风影响,刻苦求学、勤劳俭朴,当官后继续保持穷人的本色,努力做一个清正廉洁的亲民好官。如北宋第一谏臣三司使蔡襄、钦定廉官监察御史许稹、户部尚书蔡洸等,都是宋代莆籍高官名臣,地位显赫,身居要职,勤政为民,一生清廉、两袖清风,成为莆田仕人学习的楷模。又如宋代泉州通判林孝渊,在任时经常巡查外国商船,按照”循例“(惯例),外商会赠送官吏每人龙脑(香料)一盒。他不但没有接收,还责备下属:”公则官物,私则商货,何例之有!“并令其收归货库。[4]宋代莆籍进士许巽,后升迁秘书郎,居官清俭,人称”耐贫翁“.他说:”居官之要,清“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许多莆籍官员一生俭朴,廉洁自律,事迹十分感人,如宋代仙游籍进士陈大享,官任泉州通判,”贫无居室,惟寓僧舍“.[4]又如长溪(今福建霞浦)县令方田匀,在任时”无居室,寓华严寺中“.[4]还有明代青州(今山东益都) 教授林长懋,任上川恩信抚下,”自俸清俭,朝夕食惟盐菜“,人称”林盐菜“.[4]据史书记载,不少莆籍官吏,一生为官,却清贫如洗,”去时犹似来时贫“,卸任后甚至连回家路费都没有。如商河知县薛天玉,任期满后,身无分文,无路费回乡,在商河文庙任教6年才凑够路费回故里。宋代户部尚书蔡洸,为官廉洁,离京返乡时,两袖清风,囊中空空,只好变卖朝廷赏赐的银马鞍作返程路费。[4]还有明代进贤知县余耀,”九年秩满,行李萧然“,竟无盘缠回故里。又如广东惠州知府林一鸣,”官满之日,惟有书数担而已。“[4]还有仙游进士陈大可,先后担任漳州曹兼右推、长乐知县、肇庆知府等职,离任时除了几箱旧书破衣,别无他物。更令人揪心的是,不少莆籍官员背井离乡,千里为官,勤政为民,身无余资,病故任上,无钱治丧,难以归里安魂。如蔡襄之弟蔡高,官任开封府太康县主薄,在任病故,家贫如洗,当地百姓募捐200两白银为其治丧,其妻程氏哭道:”吾家素来廉洁,不可以此(玷)污吾夫。“[4]又如湖广佥事廖德征,上任途中,卒于杨州驿站,妻子括尽行李、首饰,以换买棺衾,但因银钱不够,无法安葬,杨州太守闻之,为之殡葬。[4]还有明代琼州(今海南)太守黄重,在任十年,”殁后,贫不能归“,两个儿子只好居留琼岛,当地百姓念其好处,自觉为其集资筑墓建祠,以示纪念……[4]古代莆籍”仕人群体“,大多数默默无闻,奉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出身寒贫,就像植根于贫瘠土地上的松柏,经得起风雨,耐得住寒冷,这也是莆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优良传统的真实写照。

再次,莆籍官吏有着与众不同的财富观。即崇尚知识、”视书为财“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莆籍仕人大多有着书、印书、购书和藏书之爱好,国家论文发表,从中唐开始,莆田境内形成了一股藏书之风,出现了不少藏书世家。到了宋代,藏书成为莆田的地方时尚,学者、仕人、富裕之家均以藏书为荣。据史书记载:唐宋时期,莆田境内藏书众多,名闻全国,显现出三大特点:一是藏书数量巨大。莆田境内藏书之盛,堪称全国之最,不但官办书院置有大量的书籍,建有专门藏书的御书阁,而私人书院也建设有藏书阁、藏书堂,甚至普通的私人小学堂、私塾都建有楼藏书。如金石书院、夹祭草堂、兴安书院、屏山书院、凌云书院等,都有大量的藏书。据史书记载:”宋代莆田民间藏书之多在全省以至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堪与当时的国家图书馆比肩而立“.[1]42二是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藏书风气。不但书院、书堂和私塾有大量藏书,而且民间、个人也有藏书的习惯。如林霆、林坤、薛元鼎等士人,个人藏书都超过了万卷,出现了众多的藏书世家。诸如”一经堂“、”富文楼“、”金紫方“、”万卷楼“、”三余斋“、”墨林方氏“、”寿峰方氏“和余日华的”桔巨阁“、谢洪的”经史楼“、李氏的”藏六堂“、吴叔告的”叔告书楼“等,藏书都超过万卷。同时,不但儒家学者有大量藏书,而且朝庭政要也喜爱藏书。唐宋时期,有不少莆籍官员均以藏书为乐,聚书数千册至万卷。据史书记载:唐宋时期兴化籍朝廷命官大多有收藏书籍的爱好,如仙游士人陈郯,一生喜爱书籍,一生到处查访、收集古籍,或抄书装订成册,并储藏起来。宋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谢洪,自己筹建了一座”经史阁“,藏书达万卷之多。宋代司封郎中傅诚,一生俭朴,全部薪俸用于购书收藏,离任时身无分文。宋代肇庆(今属广东)知府陈可大,一生为官,”去郡之日,惟衣衾书籍而已。“[4]还有南宋淳熙五年(1178)进士、秘书丞兼代工部郎官余崇龟,私人建造了一座”静胜堂“,专门用于藏书,收藏各种图书万余卷。嘉定七年(1214)进士,南宋藏书家郑可复,一生俭朴,唯喜藏书。清代江南御史江春霖,辞官回乡时,旧衣裳只有一箱,而旧书籍却有十几箱。古代莆籍官吏对书籍情有独钟,体现了莆籍”仕人群体“尊重知识、视书为宝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也是莆田官吏勤政廉洁的思想基础。三是形成了”以书为财“的风尚。莆田虽然”仕人群体“庞大,不少莆籍官员位高权重,但他们却淡薄名利,视钱财为浮物,而是把书籍视为命根子,认为书籍才是人生的真正财富,给子孙后代留知识胜过留财富。如宋政和五年(1115)进士林霆,生前藏书数千卷,临终时特地遗嘱子孙:”吾为汝曹(你们)获留良产矣“,把书籍作为财产留给子孙。又如莆田名儒林坤(字仲之)常对人讲:”吾蓄书数千卷,苟有子孙贤,足矣;不贤,多财活为累耳“.[2]45还有仙游籍举人朱元飞,一生喜欢购书、藏书和建藏书楼,临终前将书籍分给3个儿子,而没有留下任何银两。从宋代起,许多莆田士人嗜书如命,”捐金帛购书籍惟恐不及“,”所至专访文籍,民间有奇书,必捐金帛求之“,并将书籍和知识作为人生最宝贵的财富。[2]45这种崇尚知识、视书为宝的独特风气,既为兴化学子博览群书提供了方便,而且对莆田”仕人群体“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淡薄名利的独特财富观,塑造了莆田官吏勤政廉政的高尚品德,铸成了莆田”仕人群体“廉洁自律的清明思想。

总之,莆田古代书院文化的创立与形成,既成为莆田地区科教文化事业发展的先导,也成为福建乃至全国书院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莆田书院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但造就了”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美誉,而且培育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莆田书院文化的繁荣与昌盛,不但对莆籍官吏的廉政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给古代腐败官场注入了一丝新鲜空气。莆田古代清官廉吏的感人事迹,不但为古代官吏树立了榜样,而且对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莆田市教育委员会。莆田教育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
[2][3]甘玉连。莆田文化丛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4]阮其山。官廉家风清[N].莆田侨乡时报,2015-06-12(2)。